“‘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。劝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’你看，说的就是这南方红豆杉。”见到董松伟，他正在宁波鄞州职高内的珍稀濒危植物园。从他专注和怜爱的眼神中，我们能体会到他对这些郁郁葱葱、枝枝干干有多珍惜。
　　这位77岁老人背着时尚的双肩学生书包，里面可以掏出本子、剪刀、标签等等几乎在养护花草时用得上的所有工具。他说，这样，野外爬山时就可以解放双手来专心研究植物。这位老人，为开创一个拥有100种国家珍稀濒危植物的植物园奔波并坚守了8年；这位老人，因为在环保方面作出杰出贡献，获得了国家环保总局授予的环保最高荣誉“地球奖”，还有中国植物学会向他颁发的“从事植物教育50年的科学家”证书。
　　同样也是这位老人，他那执着的眼神，曾影响了很多人对生命、对自然，直至对和谐相处的看法。他们都亲切地叫他“地球老人”。

    从法律才子到生物狂人
　　在去那个博物馆之前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这辈子可能和生物搭上边。但是1947年的那一天，19岁的我，注定和生物一见钟情。
　　那一年，我考上了上海震旦大学。说来有意思，当时学的专业还是法律，课余时间就爱到处走走。震旦博物馆富丽堂皇又有点神秘，只要凭学生证就可以免费参观。里面各种各样的精品令我目不暇接，却都不能真正吸引我。终于，在一些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的标本前，我停了下来。特别是那些种类齐全的植物标本——看似普通的绿色在我眼里是那样不可思议，我一下子被迷住了！以后，几乎每个星期天我都往博物馆跑，去见我朝思暮想的“朋友们”。
　　那时候，我们学校斜对面就是复兴公园，好多在博物馆或者书上看到的标本和图片，我都到那个公园里去找出对应的“实物”来。我特别喜欢到现实中去寻找乐趣，把那些花花草草捧在手里，感觉真好。
　　就这样，我最终选择了一条自己喜欢且愿意为它付出一生的路——研究生物。在这里，有太多奇妙的东西，有太多待解的东西，也有太多需要挽救的东西。起初，吸引我的更多的是前两点，而到后来，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后一点。有句老话，生年不满百，但是我常怀千载忧。自从走进生物研究、环境保护的领域，我心里就有了“一万年”的事。我常常想，我死后会怎么样，而我所生活的地球，在我死后又会变成怎么样。如果可以用我所发现的去造福大家，这样的事情我愿意去做。
　　不一样的生物老师
　　大学毕业后，我回老家宁波鄞县（现在的鄞州区）当了一名生物老师。我和其他的生物老师不太一样——不喜欢坐在办公室里，喜欢走出去，到野外到山间去寻找生物的踪迹。那时候只要有休息天，我都会背上行囊去见那些动植物“朋友”，一天下来，总有大大小小的惊喜和收获。
　　渐渐地，学生们都来找我说要跟着去。我当然答应了。之后，经常一周有那么一天，我们吃着点心，在绿树环抱中、在小动物躲闪中，度过快乐时光。
　　这可不只是玩，大家都长了知识，知道除了人类之外的那些生命也是那么可爱，也知道了爱护它们是我们人类的责任。
　　1977年，我指导学生采集制作的“鄞县主要药用蕨类植物标本”得了全国青少年科技作品展览一等奖。1986年，我获得了全国优秀青少年科技辅导员称号。其实，这些都不及让学生对生物产生兴趣来得重要。
　　当然，我觉得学生的知识面如果能更宽就还要好，所以除了生物，天文、地理我都找机会让他们学。1986年4月14日深夜，我们学校的天文小组在海南三亚。知道我们做什么吗？我们拍到了哈雷彗星的照片！那次，我们还得了全国青少年哈雷彗星观测活动的三等奖。
　　1991年，我指导学生完成的《四明山区珍稀兰科植物开发利用研究》项目，获得了第一届全国青少年生物百项活动的二等奖。之后，在连续三届的全国青少年生物百项活动中，我们都得了奖。
　　印象最深的是1995年那次，我们得了一等奖，题目叫《珍稀濒危植物在鄞县毗邻山区资源调查和引种开发》。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曾制订了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，当时我们选的题目就是基于生物演化是不会重复的，物种一旦消失就无法弥补。我们下决心调查身边的那些珍稀濒危植物资源，研究它们现实的和潜在的价值，然后拯救和开发。我们去天童寺林区所在的鄞东太白山调查过两次，一共发现8种国家级保护植物，包括银杏、金钱松等等。我们又到了与奉化接壤的四明山的最高峰。据记载，在公路没有通进山区之前，国家保护植物独花兰是生长在这个地方的，但我们却只采到了独花兰的一片叶片做成标本。于是，我们在一年半的时间里，利用寒暑假和星期天去了很多地方，翻山越岭，基本上摸清了那些植物的底细。
　　这期间，当地环保局和学校给了我们很大支持，一些学校和植物园也给了我们很大帮助。最后，我们对调查和引种的25种珍稀濒危植物作了分析。最令人鼓舞的是，浙江医学院（现浙江大学湖滨校区）通过组织培养，繁殖了大量的铁皮石斛试管苗，给我们学校搞盆栽试验。当时我们还在调研报告里呼吁，要严厉打击偷盗凹叶厚朴、杜仲树皮的犯罪活动。
　　我挺较真。有本植物学专著里讲到有种兰科植物浙江没有，可是我在一次在野外采集的时候发现了它。我就找到编书的那位北京教授，告诉他这个信息。他让我寄个标本过去，可惜标本在邮寄途中被挤坏了，不好认。于是，我趁一次到北京出差的机会，给他带去了完好的标本。说实话，那位教授的细致和负责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；只是这书中的内容如果要更改，还需要进一步确认和下一次印刷的机会。不过不管怎样，只要我在实践中发现有新的情况和书中描写的不一样，我都会向作者或有关部门核实、提出自己的看法。
　　从生物学者到环保卫士
　　有两件事对我影响太大了。我的老家在黄古林，记得小时候河里有各种鱼虾，岸上有一棵非常大的树，听人说它有100多年的树龄了。这幅美丽纯洁的图画一直深深印在我脑海里。直到10多年前的一天，我回到老家去看看，才发现那棵大树居然已经枯死了。虽然具体死因可能有很多方面，但我知道，环境遭到人为破坏是最重要的原因。当时我别提有多伤心了，就像失去了一个亲人一样。
　　还有一件事，1988年，我去福建武夷山。到了山上，看见很多珍稀草木，特别高兴。但就在这时，同行的一位老师忽然说：“这棵厚朴（高大乔木，其树皮、花果都是常用中药材）可能活不过今年了。”我一看，果然，这棵厚朴的树皮被整整剥掉一大段，很触目。我们猜想很可能是被人剥去当药材了。
　　其实，用树皮当药治病并不稀奇，很多人都在用，只是每次只剥下很小的一块，而且被剥的部分分布非常零碎，这样才不会对树木的生长造成太大影响。可如果是像这棵树一样，剥掉那么大块的树皮，叶子就得不到根部吸收的养料，根也得不到上面传下来的有机物质，两头都会饿死。实在太可怜了。我当时就蹦出个念头来：“你们要破坏珍稀植物，那我就来保护珍稀植物！”
　　当时我在日记里用了“气愤”两个字。我的日记一般都只是记录哪天做了哪些事情，和流水账差不多，不会有什么心里感受，出现“气愤”这样的字眼实在很难得。
　　从那时起，我真正走上了环保之路。
　　我给自己的环保任务主要设置了3个方面。第一个是重点保护古树名木。我曾主动到园林部门申请调查鄞县附近的古树名木。这时，我的好多学生都成了我的“耳目”，从我这里要了调查表，回家打听自己村子附近有些什么古树，等他们探明大致情况，我再和他们一起去。这样，我们花了大约2年时间，就收集到了1354种古树的情况，每一棵都是实地去丈量过的。
　　第二个方面是保护珍稀植物。其实我对动物也有非常浓厚的兴趣，可是它们老要跑来跑去的，不如植物总在那里不动来得好找。所以随着年纪大起来了，我就选择了植物这个适合老头子的“专攻方向”。
　　我1989年退休，但他们都说我“人退了，心没退”。宁波市鄞州区职业高级中学是我们省惟一一所GLOBE计划（“有益于环境的全球性学习与观察计划”，一项国际环境教育合作项目，由时任美国副总统阿·戈尔于1994年地球日发起）学校。1996年，我来到这个学校，在校园一角开辟一个珍稀濒危植物园。这几年来，我们跑过杭州植物园、舟山林科所、天目山自然保护区等好多地方，为的就是从各地找来珍稀濒危植物，现在已经有了100种左右。像普陀鹅耳栎，全世界就只剩普陀有一株母树了，我们从天台林科所买来3棵树苗，在这里繁殖起来。
　　现在，学校里有好多老师和学生关心着这个珍稀濒危植物园，这里也是学生的素质拓展基地。学校有个学生，专业是会计，却爱和我一起上这里研究那些植物。2000年暑假，她还和同学参加了浙江大学组织的夏令营，考察了瑞岩寺林场的野生植物和镇海棘螈等。毕业后，她考进了金华一所大学的生物工程学院，现在正在和生物有关的岗位上实习。
　　第三个方面就是调查乡土树种。因为珍稀濒危植物太难保护，有点娇生惯养的，而乡土树种又好养又实在，还有很多用途。比如有一种叫杜英的树，原来就长在深山里，后来被人引了出来，现在变成了城市的绿化树种，多好。
　　记得这回去北京领奖时，遇见过画册《长江源》的作者，他曾说，“是长江源，把我从一名探险家和摄影师，变成一名环保工作者”。我相当佩服。那种地方，像我老头子去可能连生存都成问题，他却能拍出那么好的照片，太震撼人心了。不过，如果我能年轻回去，我也会去的，为了我心中永远的绿色！
    
　　主持人的话
　　这是一个名为“旁听”的栏目，特别推出“听你的人生故事”。或许你的故事特别坎坷，或许你的故事特别感人，或许你的故事给人启迪。一个故事，一段人生。心情热线：85113675，你的故事，有我在听。